在中美伦敦会谈的议题清单上，稀土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。每当国际局势出现波动，这种特殊的矿产资源总会成为舆论焦点。

　　人们常说中国在稀土领域拥有卡脖子的能力，但这并非单纯依赖储量优势——中国稀土总储量4400万吨，占全球33.8%，虽居世界前列，却远未达到垄断级别。

　　真正让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中占据绝对优势的，是领先世界五到十年的开采冶炼技术，以及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掌控能力。

　　稀土并非指单一元素，而是元素周期表中15种镧系元素加上钪、钇的总称，共17种金属元素。

　　1794年芬兰化学家加多林首次发现这类元素的混合氧化物时，因其高温难熔、不溶于水的特殊性质且少见而命名；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稀土元素通常不单独存在，多与其他矿物共生，分离提纯难度极大，这才让稀土之名名副其实。

　　稀土家族分轻、重两大类别，划分标准并非原子量大小，而是基于化学分离行为和矿物共生习性。

　　重稀土因提纯难度极高，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资源——目前全球仅有中国能稳定量产纯度达6N级（99.9999%）的重稀土产品，其他国家连4N级都难以实现。

　　中国稀土产业的起步远远落后于西方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美国莫利矿业凭借山口矿的丰富储量，掌控着全球稀土市场的线年，美国因稀土提纯过程中产生的钍放射性污染，将其纳入核监管体系，导致开采成本飙升，山口矿生产线年彻底关闭，美国一度丧失商业提纯能力。

　　而此时的中国，正悄然完成着技术逆袭。这一切的起点，要追溯到1927年地质学家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床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241地质队在此勘探发现，除8亿吨铁矿外，稀土储量高达1830余万吨，远景储量更是达到1.45亿吨，占当时世界总量的80%以上。

　　但储量优势并未带来技术突破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仍需将稀土矿出口到法国罗纳普朗克厂，经其摇漏斗工艺提纯后，再以几十倍价格购回成品。

　　他发现传统溶剂萃取法的局限后，提出恒定混合萃取比新概念，将稀土提纯从经验摸索转变为可量化计算的科学工程，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串级萃取理论。

　　1974年，该技术在包钢工厂工业试验一举成功，让中国稀土萃取技术实现弯道超车。

　　尤为关键的是徐光宪提出的一步放大技术，通过理论模型与计算机模拟，跳过传统工艺的小试、中试环节，直接实现实验室成果向工业化生产的转化。

　　1978年，中国率先完成稀土工业全流程数字化设计，对全球同业形成降维打击。

　　到1986年，中国稀土产量超越美国；90年代更是占据全球三分之二以上产量，通过三次价格调整（1993年价格仅为1984年的1/5-1/3），迫使美、日、法等国稀土巨头纷纷减产破产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稀土产业曾经历一段野蛮生长的阵痛。徐光宪的串级萃取技术因成本低廉，催生了大量乡镇企业，导致稀土资源被无序开采、低价抛售。

　　2005年数据显示，中国稀土出口量较1990年增长9倍，价格却下跌55%，出口均价仅每千克5.5美元。

　　更令人痛心的是，美国莫利等外资企业将工厂迁至中国，利用中国技术和资源生产高附加值产品，再高价返销中国。

　　过度开采还造成严重环境污染。2005年，徐光宪等16位科学家国务院，呼吁遏制稀土乱象。

　　国家迅速响应，出台出口管制与环保治理双管齐下的政策，倒逼产业从粗放扩张转向精深加工。

　　2016年将数百家企业整合为6大集团，2023年进一步合并为两大集团，形成集中高效的产业格局。

　　通过内部利润率调控，吸引全球稀土矿来华加工，提高产业话语权；建立严格环保标准，稀土冶炼固废综合利用率达85%，废水废气排放量减少60%以上，部分环节实现零排放。

　　从白云鄂博萤石中那抹淡淡的红绿色光被发现，到如今形成燎原之势，中国稀土产业用百年时间完成了从资源大国到技术强国的蜕变。

　　目前中国生产全球85%以上的稀土矿、95%以上的稀土冶炼分离产品，尤其在应用广泛的稀土永磁体领域，2020年产能占全球92%以上。

　　专利数量上，截至2018年8月，中国累计比美国多出2.3万件，电驱开采、联动电解等新技术持续涌现。